從 1949 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 1952 年12月土地改革（以下簡稱土改）結束，是新中國農村基層政權體系的構建時期。這一時期的新解放區，中共的基層組織尚未建立起來，農村中黨員的數量相對較少，在此情況下，只有大量選拔和培養農民干部，借助當地農民的力量，中共才能將自身的政治影響力擴展到農村基層。

　　目前學術界有關新中國成立初期黨的干部隊伍建設的研究成果多為總體性研究，研究選拔和培養農村干部的文章較少。筆者在查閱湖北省檔案館材料的基礎上，將湖北省農村干部的選拔和培養放在新解放區百廢待興、干部奇缺的大背景下，從建政之初農村干部的來源和狀況入手，以各級黨和政府建設農村干部隊伍的方針、重要舉措為切入點，深入探討其對改造、建立湖北省農村基層政權和變革農村社會所產生的影響。

　　一、建政之初農村干部的來源與狀況

　　隨著解放戰爭形勢的迅猛發展，國民黨統治下的湖北省廣大農村逐漸被解放，為了避免政權更迭帶來的農村社會紊亂和秩序失衡，同時為了完成秋征、支前等緊迫任務，中共暫時依靠舊有機構和保甲人員，建立了臨時的農村基層政權機構，整編地方武裝來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1］1949 年5月25日，中共湖北省委員會、湖北省人民政府正式宣布成立。李先念任省委書記、省政府主席。［2］湖北省全境轄2個市、9個專區、72個縣。

　　新政權建立初期亟待解決的難題是干部缺乏。為了支持百萬大軍渡江作戰和大規模剿匪運動的順利進行，中共從老解放區派遣少數干部（統稱為南下干部）進駐農村，加上熟悉本地情況的保甲人員和支前委員會在征糧過程中發現的各鄉、保中的貧雇農積極分子以及其他人員，共同組成了臨時的農村基層政權機構。這個臨時政權分為區、鄉兩級，在這兩級機關工作的干部稱為農村干部。

　　通過征糧支前運動，農民特別是貧雇農中的骨干和積極分子成為農村中的新興力量，逐漸走上農村社會變革的舞臺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他們就是農村干部的最初來源。區級干部大多是由上級機關委派，截至1950年上半年，湖北省農村區級干部有3200余人，其中老干部（南下干部）只占10%左右，新干部（學生與留用人員）則占90%左右。［3］鄉級干部雖然大多通過農民代表大會（以下簡稱農代會）選舉，但有的由區里直接指派，有的農代會為壞分子操縱，其中難免有地主、惡霸等混入，真正的農村干部約為3000人。［4］

　　這一時期，湖北省農村干部根據其來源和性質，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區級干部中的“復掉干部”（過去第五師復員掉隊的干部）以及鄉級干部中的舊保長、甲長、投機分子和特務分子。這些投機分子與貪污腐化分子利用職權袒護地主、欺詐農民，給政權建設帶來很大危害。另一類則是來源于老解放區的翻身農民（即南下干部）和在農村社會改革中鍛煉出來的農民積極分子，以及一部分新參加工作的革命知識分子。由于農村干部普遍文化水平較低，有時不能深刻領會和正確執行政策，如黃岡專署在秋征中有“吃大戶”思想。［5］此外，由于農村干部長期分散，加上當時任務繁多，政府沒有時間對他們進行調整和必要的教育；黨組織不健全，缺乏組織生活和群眾監督；一些干部把老區經驗生搬硬套到新區來，不從實際出發，不研究新區政策；由于干部緊缺，選拔和培養干部時單純看成分，這些都導致農村基層工作中發生了一些偏差。

　　隨著形勢的發展，改造農村基層政權、整合農村社會、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成為湖北省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除整頓組織外，需要大量選舉和提拔農村基層干部、加強對基層干部的培養訓練、保持干部隊伍的純潔性、不斷提高干部的覺悟和政治水平。

　　二、選拔和培養農村干部的政策和舉措

　　新中國成立后，基層干部的選拔和培養繼承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干部工作的傳統和經驗。

　　（一）相關政策與原則

　　在接管舊政權的過程中，中共采取了有效措施擴大干部隊伍的規模，但對于農村干部的來源問題，通常還是采用培訓、提拔當地干部的方法加以解決。事實上，培養使用熟悉本地情況、有一定組織能力的當地干部，也可以較好地化解南下干部由于不熟悉當地情況而遇到困難的弊端。毛澤東曾不止一次地講過要培養和重用本地干部，如他在中共七大上說：“在推進解放區的各項工作中，必須十分注意扶助本地人管理本地的事業，必須十分注意從本地人民優秀分子中大批的培養本地的工作干部。”［6］

　　1950年，遵照中央指示，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強調：培養提拔干部著重放在本地工農與貧苦的知識分子身上，只有有了大批土生土長的地方干部作中堅，區鄉組織才便于與廣大人民發生經常的聯系，外來干部有了本地干部作橋梁也才易于為當地群眾所愛戴。［7］4月7日，湖北省委在《關于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指示》中指出，為準備土改，保證當前運動的全面展開和深入發動，必須有意識有計劃地培養大批農民干部，改造基層組織。［8］

　　1951年底，湖北省委召開了全省第三次組織工作會議，主要研究培養和提拔干部的問題。會議指出：今后培養和提拔干部，采取“寧弱毋濫”與“寧缺毋濫”的原則，并要求1952年底以前，要全部將區級組織健全起來，完成培養基層干部中20萬名積極分子的訓練計劃。

　　從以上文件的發布和會議的召開可以看出：第一，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非常重視農村干部的選拔和訓練，選拔干部的標準和原則就是“寧弱毋濫”和“寧缺毋濫”，始終將干部的質量建設放在第一位；第二，選拔和培養農村干部的目的是為了改造農村基層政權和基層組織、進行農村社會改革；第三，選拔農村干部的來源是土改等社會改革中涌現出來的積極分子。

　　（二）重要舉措

　　1.開辦訓練班，培訓新干部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了適應各項建設事業對干部的急迫需求，湖北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開展了規?？涨暗母刹颗嘤柟ぷ?。針對農村干部文化水平普遍較低、缺乏集中培訓的情況，湖北省政府連續召開會議和發布指示，對新老干部進行培訓。1949年8月，湖北省委第一次代表會議決定，在1年之內訓練青年學生12000人，訓練脫產農民干部10000人。10月，《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關于加強培養訓練干部的指示》中又明確指出：今后八個月的方針一般應以大量培養提拔新干部特別是工農干部為主，同時繼續培訓和培養一批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9］

　　從1949年8月到1950年春季，湖北省以培養大量青年學生為主，結合訓練留用人員，輪訓“歸俘復掉干部”。1950年3～9月，全省訓練重點轉向培養大批農村干部。各地委普遍舉辦了1～2期訓練班，輪訓在職區、鄉干部；各縣委普遍舉辦了3～4期農民訓練班，專門訓練農民積極分子。每期訓練班的學習內容主要是與工作密切相關的思想和政策。［10］

　　為了迎接土改，湖北省還于1950年專門大量訓練土改干部，基本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自6月下旬開始，至8月底結束，在此期間，主要是舉辦訓練班。這一階段各地委干部訓練班共訓練區、鄉干部約4000名，各縣委共訓練27801名農村干部及農民積極分子。第二階段自9月初至10月初，在此期間，主要是召開擴大干部會議，布置秋征，同時根據省黨代會上的整風精神，通過檢查工作、清理組織和表彰模范等對參加會議的區、鄉干部普遍進行整風訓練，土改訓練班的培訓內容為學習上級文件、了解土改政策，在總結工作、檢查工作中糾正與克服亂打亂押的作風，認識按政策辦事的重要性，明確土改的目的是為了發展生產和解放農村生產力。［11］

　　毛澤東曾經指出：“沒有文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就學不進去。學好了文化，隨時都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6］（p.818）針對當時農村干部數量不足、文化水平低的狀況，湖北省委首先舉辦了各級訓練班，大量培養訓練新老干部，并在此基礎上有計劃地提拔優秀的工人、農民、學生、知識分子干部，分配到適當的基層工作崗位上去，解決了當時干部緊缺、質量薄弱的燃眉之急，也為以后的干部隊伍建設提供了經驗。

　　2.采取群眾路線與領導審查相結合的方法選拔干部

　　“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也是我們黨的根本的組織路線。”［12］1949～1952年，中共黨員的數量還不足以進入每一個鄉村，掌握鄉村的領導權，更多的是通過工作隊發現的積極分子來實現對鄉村的領導。走群眾路線與領導審查相結合正是發現積極分子、選拔基層干部的好途徑。1950年上半年，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在《全黨動手作好培養地方干部》的文件中指出：挑選干部的方法，必須采取廣大的群眾路線，就是強調群眾賞識，群眾擁護，群眾選舉，并與領導審查批準相結合。［13］如孝感地委安陸縣勃畈區選拔、培養干部的基本方法就是將群眾意見與領導審查緊密結合。首先，看其工作表現是否積極，是否有發展前途，同時深入群眾了解情況，看群眾是否信任他，在群眾中是否有威信，如有威信即確定為提拔、培養對象。其次，在培養干部時耐心幫助，隨時解決思想問題，提高干部的政治覺悟。再次，在工作中給予具體幫助，開始時少布置、多檢查，隨時總結工作，后來將總結工作形成制度，這對于干部思想和能力的提高起到了很大作用。［14］農村一切工作的目的是為了爭取農民，培養地方干部是為了聯系和團結廣大農民。在選拔干部的過程中，只有充分貫徹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才能選出真正為群眾所擁護的干部來。

　　當然，在選拔干部問題上，一些地區也存在粗枝大葉、不加審查或無原則的感情用事、不顧群眾意見等現象，嚴重阻礙了農村干部的選拔、改造和提高。此外也有只注意群眾意見，忽視甚至放棄領導審查的情況，這實際上等于未能發揮干部應有的作用。

　　3.在運動中發現、選拔、培養干部

　　培養合格的地方干部是黨領導群眾運動取得勝利、團結廣大群眾完成各種建設事業的重要條件；同時，黨也可以通過群眾運動來選拔和培養更多的合格的基層干部。

　　1950 年，中南區各省在農村地區廣泛開展了以廢除保甲制為主要內容的清匪反霸、減租減息等運動，在運動中涌現出大批農民積極分子，培養出了大批的干部，這使湖北省委深刻認識到：基層干部主要在群眾運動中成長，一次深入的運動勝于二三年教育，因此群眾運動是干部成長最基本的環節。［13］

　　湖北省各級領導都非常重視并利用土改這一有利時機做好培養干部的工作。土改工作隊隊員成了選拔和培養農村干部的主要來源，他們中絕大多數被提拔為農村干部。根據1950年湖北省各地不完全統計：從土改工作隊隊員中培養出脫離生產的本地農村干部達萬余人，其中提拔為區級及相當于區級的干部近400人。如孝感地委提拔相當于區級的干部87人、區委助理干部134人、工作人員3240人，共3461人；荊州地委提拔相當于區級干部190人；襄陽地委所屬谷城縣土改后每鄉培養出為群眾所擁護的積極分子不下20人；黃岡地委麻城縣4個月即培養了較好的土改工作隊隊員（未脫離生產）543人。［15］各地在土改運動中培養了大批干部，保證了土改的順利完成，密切了黨與當地群眾的聯系，并初步充實了區級組織機構，為以后各項建設奠定了初步基礎。

　　在土改運動中提拔、培養農村干部一般要經過一個過程：第一步，在運動中發現、培養貧雇農積極分子；第二步，積極分子被群眾選為農村干部；第三步，一部分農村干部被提拔為土改工作隊隊員；第四步，經過一個時期的鍛煉教育，將一部分優秀的農村干部或土改工作隊隊員選為或提為脫離生產的區干部；第五步，再經過一個時期的培養，成為區的領導干部。［16］

　　這些農村干部由于主要來自于農民，他們與農民有著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認識，能夠充分體現和表達農民的要求，得到農民的信任；他們生活于農民之中，而不是凌駕于農民之上；他們能夠以農民熟悉的話語傳達黨和國家的意志，所以，通過他們能夠將最廣大的農民整合到國家體系中來。

　　1951年6月，湖北省委召開了第二次組織工作會議。省委書記李先念在報告中提出，要對土改中涌現出來的大批積極分子，加以培養，教育成干部。［8］（p.108）這就為從土改運動中選拔干部指明了方向，此后，越來越多的干部從土改運動中產生，鄉村基層政府與農民的直接聯系不斷加強。

　　三、選拔和培養農村干部的成效和影響

　　1949～1952年，湖北省農村干部隊伍發生了巨大變化。各級政府普遍開辦了各種干部學校與訓練班，使干部的素質得到普遍提高，基層組織得到了整頓，特別是培養出許多新干部，他們在老干部的帶領下開展工作，使各級基層政府的工作逐漸走上正軌。

　　（一）為改造、建立農村基層政權創造了前提條件

　　新中國成立后，對中共來說，政權建設最為緊迫的任務是如何深入并改造農村，使之朝著引導社會變遷的方向發展。［17］農村干部隊伍的建立使農民成為基層社會的管理者，為農村基層政權的建立創造了前提條件。

　　1950年上半年，湖北省各地先后開展了大規模的生產救災、清匪反霸和減租減息運動。隨著運動的開展和農村社會秩序的日漸安定，黨和政府開始著手廢除保甲制度，對舊有機構和保甲人員進行全面的、系統的改造，以建立新型的人民民主政權。

　　5月8日，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發布的《湖北省關于培養農民干部改造基層組織的指示》中指出：要及時抓緊培養與提拔大批農民積極分子作為農村中的基層干部，以改造、建立和健全農村的基層組織。［18］自群眾運動廣泛發動以來，湖北省各地十分重視培養農民干部、改造基層政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各地培養農民干部改造基層組織基本上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經過反霸減租的群眾運動，提拔了農民干部，組織了農會，改造了保甲，干部經過斗爭考驗，但覺悟還低，與群眾聯系尚不鞏固。二是群眾運動還差，農會雖已成立，保甲雖已改造，但干部不純；正派的干部完全不能掌握領導權。三是群眾尚未發動的地區，仍然還是舊保甲。［18］

　　針對以上情況，湖北省決定對干部采取領導與群眾審查相結合的方法，切實進行整頓。對群眾已初步發動的地區，采取舉辦訓練班或召開會議的方式，進行土改政策和如何劃分階級的學習，為土改做好思想上的準備。其他地區則以召開農代會的方式繼續發動群眾減租反霸，當斗爭取得勝利后，進一步徹底廢除保甲，改造基層組織，以達到純潔與健全基層組織的目的。［18］

　　1950年下半年，湖北省廢除保甲制，代之以行政村和農民協會，共建立行政村18037 個，在此基礎上，開展了建立鄉（鎮）政權的工作。［19］保甲制的廢除和大量農村干部的培養，為中共在廣大農村地區推行社會變革打下了堅實的組織基礎。從 1950 年冬開始的土改徹底顛覆了中國農村社會傳統的權力結構與社會秩序，強化了農民對新政權的政治認同，構建起新中國農村基層政權的社會基礎。到1952 年底，湖北省共設鄉13541個，縣、鄉之間設立區人民政府。［19］至此，湖北省農村基層政權體系的構建基本完成。

　　由此可見，經過各種努力和各種運動選拔、培養的農村干部，為構建新的農村基層政權體系、整合農村打下了堅實的人才基礎。

　　（二）使黨的群眾路線工作方法得到了充分發揚，密切了干群關系

　　群眾路線是中共最根本的工作路線，也是黨的根本的領導作風和工作方法，是黨的群眾觀點的具體化。毛澤東曾經明確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6］（p.899）從而指出了基層黨政領導干部來源于廣大的人民群眾。

　　在選拔農村干部的過程中，湖北省委組織部積極響應上級指示和號召，一再提倡黨的群眾路線工作方法，將此方法作為提拔培養農村干部的基本途徑。1950年，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發布的《全黨動手作好培養地方干部》指出：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的，他們才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要相信群眾的智慧，他們能選出自己的帶頭人，也只有他們才能有能力選出真正代表大家的干部來。黨在培養選拔干部中的作用應僅限于政治教育工作。［13］這表明湖北省選拔農村干部的思想和理念緊緊圍繞著人民群眾，使黨的群眾路線工作方法得到了充分發揚。

　　在培養干部的過程中，湖北省還強調由群眾監督干部，提倡群眾監督干部，充分發揮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用，這樣便能使基層干部迅速進步。［13］這說明群眾監督干部甚至對他們的工作提出批評是組織部門培養干部的重要措施。

　　總之，“群眾”二字幾乎貫穿于湖北省農村干部隊伍建設的全過程，采用群眾路線、通過群眾運動選拔農村干部，對領導干部和基層組織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教育和整頓，使廣大農村干部樹立了群眾觀念，表現出為人民服務和對人民負責的態度，真正成為群眾愛戴和信任的帶頭人。由于這一工作方法的提倡和推廣，使廣大干部、群眾加深了對新政權的認識；提高了黨和政府的威信，增強了黨的親和力、吸引力、凝聚力，激發了群眾向農村基層組織和干部靠攏，密切了干群關系。

　　（三）為農村的生產救災和大規模的農村社會變革奠定了組織基礎

　　毛澤東曾經指出：“我們一切工作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20］新中國成立之初，湖北省選拔和培養的農村干部是農民的勤務員。當時，湖北省農村自然災害頻發，生產救災成為農村工作的主要任務。隨著保甲制度的廢除，農代會成為農村最高權力機關，由各村農代會選舉產生的村干部、由各鄉農代會選出的鄉干部、各區區委書記、區長等農村干部往往成為抗災救災的領導核心，他們帶領當地群眾積極應對自然災害，保障了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災后，他們根據上級指示發動災民生產自救，克服了從前災民一遇災難就外逃的現象。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進行了大規模的農村社會變革運動，黨和政府通過這些運動徹底消滅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剝削制度，改變了農村的社會結構和階級力量對比。湖北省作為新解放區，廣泛開展了社會變革，大批新提拔的農村干部為之做出了重要貢獻。如1950年秋后，湖北省第一批土改開始，各地政府都派出土改工作隊深入農村，領導土改運動。在工作隊的帶動下，各地農村干部以極大的革命熱情、堅定的階級立場參加土改運動。他們深入農村訪貧問苦，培養積極分子，逐步把群眾發動起來；他們與貧雇農同吃、同住、同勞動，談心、議事、交朋友，提高農民的覺悟，最終取得了土改的勝利。農村干部在強大的社會改革浪潮中表現出極高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也在運動中得到了鍛煉，他們為中共在廣大農村地區實行劇烈的社會變革打下了堅實的組織基礎，從組織上保證了土改的勝利和新生基層政權的鞏固，成為推進社會變革的強大動力。

　　四、結　　語

　　1949～1952年湖北省農村干部的選拔和培養積累了很多的經驗。首先，各級黨委和政府都非常重視農村干部的選拔和培養，注重選拔干部的質量，多次強調“寧缺毋濫”，選拔過程中既講求原則又具有一定的程序。其次，選拔干部時注重了全面性和客觀性。將群眾意見和領導審查結合起來，既克服了單憑領導個人賞識、感情用事的現象，又克服了偏聽群眾意見不經過領導審查的現象，做到民主與集中的有機結合。最后，對選拔出來的干部注重培養和教育，克服了用而不教的現象，使新干部不斷成長進步，素質不斷提高。當然，由于種種原因，個別地區在選拔干部過程中也存在不按政策辦事的不良現象。

　　今天，農村干部的選拔和培養已經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方面。我們應當清醒地看到，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在農村干部隊伍建設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一些同新形勢不相適應的問題，主要是：年富力強的基層干部和青年黨員普遍偏少；隨著農村稅費制度的改革，出現了農村基層干部難選、難當、難留的“三難”問題，興辦農村公益事業也出現了一定困難；一些年輕干部雖然文化程度高，思想靈活，有一定才華，但不會做群眾工作，不善于處理群眾中的突發事件；農村干部涉嫌違規違法的事例屢見不鮮，尤其是職務犯罪嚴重影響了基層穩定和農村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這說明，如何選拔和培養農村干部、造就一支高素質的干部隊伍仍然是當今農村工作和黨的干部隊伍建設的重要內容。黨和政府應當更多地重視農村干部隊伍的建設，不斷地研究制訂出選拔培養干部的新政策、新措施和新辦法。

　　1949～1952年湖北省選拔和培養農村干部的經驗深刻啟示我們：第一，農村干部作為推動農村工作的核心力量的地位始終沒變，我們無論什么時候都不能放松農村干部隊伍的建設，如適當提高農村干部的待遇，采用良好的獎懲機制，使更多的優秀人才安心農村工作；進一步強化學習培訓機制，提高農村干部的綜合素質特別是政策和法律意識；加強農村干部的黨風廉政建設，強化監督機制，確保各種惠農、支農資金真正落到實處，促進農村穩步發展。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造就出合格的農村干部，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人才保障。第二，雖然通過群眾運動選拔干部的方式已經不適應今天的形勢，但是群眾路線的傳統不能丟，農村干部的選拔依然需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參引文獻］

　　［1］《湖北省志·政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2頁。

　　［2］湖北省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成立以來工作總結與今后方針任務》，湖北省檔案館：ZNA-801。

　　［3］湖北省人民政府：《檢發湖北省民政工作會議總結的代電》，湖北省檔案館：ZNA-802。

　　［4］湖北省民政廳：《湖北省四年來基層政權工作情況》，湖北省檔案館：SZ67-1-133。

　　［5］《長江日報》社論：《對于區鄉干部的希望》，湖北省檔案館：ZNA-804。

　　［6］《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1頁。

　　［7］《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關于大力貫徹培養提拔區級干部健全區級組織的指示》，湖北省檔案館：SZ2-1-27。

　　［8］《湖北省志·政黨社團》，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頁。

　　［9］《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關于加強培養訓練干部的指示》，湖北省檔案館：SZ2-1-5。

　　［10］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湖北省一年來培養訓練干部經驗初步總結》，湖北省檔案館：SZ2-1-16。

　　［11］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湖北省土改干部訓練報告（1950年12月12日）》，湖北省檔案館：SZ2-1-16。

　　［12］《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2頁。

　　［13］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全黨動手作好培養地方干部》，湖北省檔案館：SZ2-1-27。

　　［14］《湖北省孝感地委安陸縣勃畈區培養地方干部經驗》，湖北省檔案館：SZ2-1-27。

　　［15］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配合中心運動，作好培養干部工作》，湖北省檔案館：SZ2-1-27。

　　［16］《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關于孝感地委培養提拔本地工農干部的情況及經驗的通報》，湖北省檔案館：SZ2-1-27。

　　［17］陳益元：《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農村政權建設研究述評》，《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3期。

　　［18］《湖北省關于培養農民干部改造基層組織的指示》，湖北省檔案館：SZ2-1-27。

　　［19］《湖北省志·民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167頁。

　　［20］《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