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三面環海，雨量豐富，但集中于春夏季，全境無大型湖泊、河流可資調節，加之域內以山地和丘陵為主，地表主要是花崗巖和火山巖，導致降雨期間地下水難以儲存。因此，香港雖雨量豐沛，但地下水資源不足。香港同胞日常飲水、用水，只能靠井水、積存雨水、攔截山澗水、挖水塘和一些小的水庫勉強維持，食水供應困難成為制約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問題。20世紀60年代，為解決香港同胞飲用淡水問題，廣東省政府在中央的領導下，主持修建了東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以下簡稱東深供水工程）。之后，隨著香港用水需求的增多和優質水源需求的迫切，東深供水工程歷經三次擴建和一次改造，源源不斷的東江水流入香港，為香港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做出了重要貢獻。東深供水工程的建設發展歷程充分體現了祖國對香港同胞的血肉深情。近年來，香港出現了個別對東深供水工程的質疑之聲，為以正視聽，有必要加強對東深供水工程的學術研究。目前，學界對東深供水工程已有所關注，但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角度進行的研究尚不多見。本文以東深供水工程為切入點，通過考察其肇端、建成、擴建與改造，探討新中國成立后粵港關系是如何從緊張到緩和、從交流交往到交融的發展演變，以期深化對相關問題的認識。
東深供水工程的肇端與粵港關系的緩和
香港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新中國成立之初，由于香港問題是因殖民主義侵略中國而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情況復雜，因此中共中央確定了“暫時維持現狀”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英國從其在華利益考慮，于1950年1月在西方國家中率先承認新中國，為香港和內地進行商貿往來提供條件。當時是由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代表中國政府同港英當局接觸聯系、交涉相關事宜。
新中國成立初期，香港與內地關系雖整體維持相對穩定，但粵港局部關系時而呈現緊張狀態。由于中英兩國分屬不同陣營，再加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港英當局的一些做法嚴重損害了香港和內地的關系。為了追隨美國的反華政策，英國既承認新中國，同時又參與限制和封鎖新中國。廣東省政府為發展粵港兩地關系，盡可能與香港維持現狀，但港英當局唯恐新中國的革命活動波及香港，威脅英國在香港的統治，出臺了一系列對粵防控措施，對粵港關系的發展造成極大損害。早在1949年1月，港英當局就制定了《人民入境統制條例》，以“管制非本港土生人士來港、離港以及在港內的活動”。1950年4月，港英當局又公布新修訂的移民條例，限制中國內地居民進入香港。6月，“在深圳河南一線構筑鐵絲網，同時收容逃往香港的蔣軍人員充當邊境警察，并制造一系列事端，加劇了邊境緊張局勢”。對于粵港兩地居民有組織的交往，港英當局也予以阻止，以致在1952年3月發生港警傷人的“三一事件”。此外，港英當局于“1950年宣布香港與深圳邊境為禁區，并實行宵禁。宵禁的時間，由晚上十時到翌晨六時，在該區生活的居民，夜間不準外出，除非領得宵禁通行證，否則即時拘捕”。該項政策出臺的目的，一是“監視深圳河以北的一切‘軍事行動’”；二是“防止所謂‘土共’的活動”；三是“配合對中國的禁運政策，防止有人將戰略物資偷運到中國內地”。如此廣泛、嚴格的宵禁，限制了新界地區的發展。1953年4月，港英當局不得不將宵禁區的范圍縮小。但是，這仍成為粵港關系發展的障礙。
除了限制粵港居民自由往來外，邊境事件亦層出不窮。1949年10月至1951年6月，港英當局“即有軍用飛機233批、420架次侵犯寶安縣領空；大鵬灣、深灣活動的港英艦艇及水警輪不斷向中國巡邏艇挑釁”。1953年9月9日，“一艘未懸掛旗號的英國炮艇直向中國巡邏艇駛來。中方兩次警告對方停航，對方不予置理，繼續沖向中國巡邏艇。中國巡邏艇當即開炮，該炮艇負傷逃離，隨即有兩架英國蚊式戰斗轟炸機向中國巡邏艇俯沖掃射，并竄入內伶仃島上空。當地守備部隊開炮射擊，英機即行逃去”。1954年6月，“港英海軍上尉史倫等9人駕船在大鵬灣撞入三門島海面被扣，中南軍區司令部發表公告，廣東外事處函告港英當局認領。英國在日內瓦和北京就此事兩次向中方道歉”。1958年5—8月，“連續發生香港英國軍用飛機侵犯寶安縣上空”和“侵入珠?？h外伶仃島上空”事件。中國外交部多次“照會英國政府提出抗議，并要求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立即停止這種挑釁活動和保證今后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香港長期缺水，傳統觀念認為多筑水塘可以解決飲水問題，但修建水塘在干旱時期仍不能解決香港淡水缺乏的困境。早在1895年，因為干旱少雨，香港實行了歷史上第一次“制水”，但因水荒不嚴重，香港人依然沒有改變修筑水塘可以解決飲水問題的觀念。直至20世紀50年代，香港人口激增，“1951—1961年間人口增長111.4萬人，增幅為55.3%，年均增長率高達4.5%”。1959年，“在香港的出口貿易中，港產品的比重已經上升到69.9%，超過了轉口貨物的比重，是香港實現工業化的標志”。香港居民生活用水和工業用水日益緊張，特別是遇上天旱就鬧水荒，港英當局嚴格控制用水，給居民生活帶來極大不便。如1950年，香港有4次“制水”，每天只供水12小時。1956年5月的“制水”，隔天才供水3小時。干旱、缺水問題長期困擾香港，制約其發展。隨著人口與日俱增帶來的壓力，再加上頻繁的干旱，50年代香港時常出現斷水和分時段供水的現象，港英當局雖斥巨資改造了城市供水系統，采用海水沖廁等方式來緩解水資源的匱乏，但仍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淡水缺乏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后，中央政府和廣東省政府對香港同胞的淡水缺乏問題十分關心。1959年2月，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在同港澳代表談話時表示：“澳門各界同胞要求祖國幫助他們解決用水困難，最近我們幫助解決。我們深圳河有的是淡水，只要香港各界同胞能夠采取澳門各界同胞所采取的辦法，香港用水的困難，我們也是愿意幫助解決的”。1960年3月5日，深圳水庫堤壩工程勝利完工。在慶功會前陶鑄會見了前來祝賀的港澳知名人士，他對港澳同胞的用水情況十分關心，表示：“深圳水庫建成后，除為了防洪發電外，如果香港同胞需要，可以引水供應香港同胞，幫助香港同胞解決部分水荒問題”?？梢?，深圳水庫建設的目的之一就是向香港供水。深圳水庫建成之際，港英當局“曾通過香港英商向香港華潤公司探詢，擬經商業途徑解決供水問題。廣東答復須通過政治途徑，先談供水原則，再談技術問題”?；浉垭p方派出代表團，廣東代表團以寶安縣人民委員會代表曹若茗為首，香港代表團以代理財務司巴悌為首，于4月15日開始進行會談。雙方經過6次正式會談，于11月15日達成《關于深圳水庫向香港供水的協議》。協議規定：“深圳水庫每年供應香港用水五十億加侖左右”，“水費標準為每千加侖人民幣一角，折合港幣二角三分四厘。一俟雙方輸水工程完成后立即開始供水”。協議簽訂后，香港各界人士紛紛發表談話，歡迎深圳水庫向香港供水。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高卓雄表示：“深圳對香港供水達成協議，這是一件可喜的事，我們對祖國這種深切的關懷是難忘的。今后香港同胞將可部分解決水荒，香港工業界和各行業也將得到很大好處?！鄙钲谒畮炜梢哉f是東深供水工程的肇端，自1961年2月開始向香港供水后，香港同胞飲水困難得到緩解。此后，為保障供水通暢，粵港兩地開始頻繁地交流和磋商，官方往來逐步增多，粵港關系也由緊張逐步走向緩和，兩地居民和車輛往來變得密切。1962年3月，祖國內地開始發出“三趟快車”供應港澳鮮活物資，將香港與祖國緊密聯系在一起。
東深供水工程的建設與粵港關系的發展
香港獲得廣東供水后，雖緩解了用水壓力，但僅依靠深圳水庫蓄水仍不能滿足急劇增長的供水需求，尤其是在干旱季節。面對缺水困境，港英當局雖積極采取措施，但效果甚微。在這種情況下，內地的支持與援助成為解決香港水荒的關鍵，東深供水工程的建設提上日程。雙方就供水問題的頻繁交流促進了粵港關系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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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香港遭受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災，雨量不及往年平均數的1/10。1963年5月至1964年5月“，降雨量僅1041毫米，不及平均降雨量2235毫米的一半”?！霸鹿夤?，照香港，山塘無水地無糧，阿姐擔水去，阿媽上佛堂。唔（不）知幾時沒水荒?！边@首當時流傳的歌謠是香港同胞遭遇缺水之苦的真實寫照。香港300多萬同胞面臨用水困難，影響了居民正常的生產生活，也嚴重制約香港的經濟社會發展。據1963年6月香港《文匯報》報道：“由于缺水，織造業及漂染業減產3—5成；飲食業也大受打擊，農業損失達1000萬港元，13個行業停工減產損失則達6000萬港元；300多萬港九居民生活用水受到很大限制，街上公共供水站，人和水桶排成長隊，并出現設壇拜祭祈雨的情況”。為應對水荒，“制水”又成為港英當局的無奈之舉。從1963年5月16日到1964年6月8日，港英當局多次實施“制水”，香港居民只能2天或4天獲得1次供水，最困難時為每4天供水1次，每次4小時，平均每人每天僅得20公斤的食用水。除采取“制水”措施外，港英當局還宣布禁止外國輪船到港取水，號召居民節約用水等，但用水問題依然緊張。缺水使香港各行各業陷入困境，制造業停工、工商業減產、零售業蕭條、工人失業、物價飛漲，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在水荒嚴重的情況下，港英當局不得不再次向廣東請求援助。
此外，香港民間團體亦向廣東發出求援。香港中華總商會、港九工會聯合會分別于1963年5月24日和25日致電廣東省省長陳郁，請求幫助解決水荒困難。廣東省政府對于香港同胞嚴重缺少淡水的困難十分關心，積極采取措施幫助解決。陳郁于5月25日就免費供水解決香港水荒困難事分別復電香港中華總商會和港九工會聯合會：“港九地區遭遇六十幾年未見的奇旱，港九同胞和港九工商百業因受旱缺水，正受到愈來愈大的困難，廣東全省人民對此極為關切。今年廣東各地旱情亦同樣嚴重，且在繼續發展，但為濟香港居民燃眉之急，我們愿再盡力協助解決目前香港水荒的嚴重困難。只要香港方面能自備運水工具前來運取，我們準備在廣州每天免費供應自來水二萬噸，或在其他適當地點供應淡水給港九居民食用?！?月25日，香港派出第一艘運水船到珠江運水。8月，港英當局赴珠江運水船增至10艘，“每月可自珠江運水約3.6億加侖，平均每日為0.12億加侖”。到1964年6月運水工作結束，香港共有20艘運水船參與，共赴珠江運水1371艘次，載回淡水約42.9億加侖。同時，廣東決定深圳水庫對港供水在原定供水量55億加侖的基礎上再增加2.25億加侖，即57.25億加侖。1963年5月，在廣東同樣遭受干旱天氣、深圳水庫庫容量有限的情況下，廣東省水利電力廳對深圳水庫存水量處理提出以下意見：“農田供水應予停止；請寶安縣委準備抽水械，必要時抽水供應港九，必須首先保證完成57.25億的任務；建議縣水電局組織力量，抽用水庫堤下滲水量，以應付附近農田急需，待港九供水任務完成后，再考慮由涵洞放水抗旱?！笨梢?，為了向香港供水，廣東暫停暫緩農田用水需求，以優先保證香港同胞用水。在大局面前，廣東人民做出了很大犧牲。血濃于水，香港同胞缺水的困境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為了長遠解決香港同胞用水困難，中央決定從東江引水供給香港，東深供水工程遂被提上日程。
?。ǘ〇|深供水工程的啟動與建設
1963年下半年，廣東省水利電力廳擬訂東深工程供水方案。12月8日，周恩來在出訪非洲路過廣州時，陶鑄、陳郁、林李明等中共廣東省委領導以及省水利電力廳廳長劉兆倫等向周恩來匯報關于興建東深供水工程問題。周恩來聽取匯報后表示同意，“指示國家計委從援外經費中撥出3800萬元人民幣作興建此項工程的?？?，并指示物資部門大力支持”。當時，國家剛經歷過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就投資千萬元興建東深供水工程，可見祖國對香港同胞的關切。為研究盡快解決向港九供水的具體問題，“廣東省人民委員會派出劉兆倫、楊可忠、葉明華3人與港英當局派出的毛瑾、羅彤、孫德厚3人進行兩次商談。經雙方友好協商，對有關問題取得一致意見。并定名為東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東深供水工程由廣東省水電勘測設計院負責規劃和設計，是我國自行規劃設計、制造設備、安裝施工的一項工程，從東江取水，在深圳水庫原有水源條件下增加可靠水源。該工程于1964年2月動工興建，1965年1月建成，3月1日開始供水。
東深供水工程“充分利用東莞縣境內石馬河天然河道，興建橋頭、司馬、馬灘、塘廈、竹塘、沙嶺、上埔、雁田八級電力提水站，將東江水提升46米注入雁田水庫，然后在庫尾開挖3公里人工渠道越過分水嶺流入寶安縣沙灣河注入深圳水庫，在深圳水庫壩后敷設3.5公里長、140厘米直徑的壓力鋼管輸水至深圳河北岸，過深圳河由港方接水入木湖抽水站。整個工程全長83公里，由50.5公里石馬河道、13公里沙灣河道、3公里新開河、16公里人工渠道、8個梯級抽水站、6個攔河壩、兩個調節水庫、3.5公里輸水管道組成”，完成絕非易事，可謂“要高山低頭，令河水倒流”。該工程“項目多，地點分散，施工機械不足，以人力為主，高峰期需動用工人及民工2萬多人”，再加上時間緊、任務重，絕大部分土建工程需在汛期施工。據資料顯示，該工程施工期間經歷了5次臺風暴雨的侵襲，“特別是1964年10月中旬23號強臺風，持續時間長，還使石馬河出現施工期50年一遇大洪水”，這些都增加了施工的難度。但由于該工程得到廣東省內外和工程所在縣、人民公社人力物力的大力支援，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廣東省領導以及水利、機電專家多次到工地檢查和指導施工，最終克服重重困難按期完成。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施工難度大，對于香港同胞增加供水的需求，廣東省政府依然盡力解決。1964年9月，廣東省水利電力廳就對港供水問題表示：“深圳水庫對香港多供了10億加侖水，存水減少了。如果香港用水有困難，廣東方面還可以爭取東江—深圳供水工程提前一個月中下旬開始供水?！?/p>
在東深供水工程建成通過驗收后，根據粵港雙方代表于1964年4月22日達成的協議：“東江—深圳供水工程將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開始供水給香港九龍地區，每年可供水六千八百二十萬立方米（折合一百五十億英加侖）”；如港英當局“需額外增加供水量，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將視供水設備能力適當增加，額外增加的供水量由雙方代表另行協議決定。供水期由每年十月一日至下一年六月三十日，共九個月，水費標準為每立方米人民幣一角”。工程建成后，日夜奔騰、滔滔不絕的東江水帶著祖國人民的深情厚誼流入香港千家萬戶，為香港的發展注入新的生機和活力。因此，東江水被香港同胞深情地譽為“生命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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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在供水方面的合作，使雙方關系更趨密切。1972年10月，香港工務局局長盧秉信、水務局局長羅伯遜等訪粵。次年5月，東深供水工程局局長王泳應邀回訪香港。兩地官方互動的增多，促使20世紀70年代粵港貿易得到一定的恢復。此外，雙方在其他方面的合作也進一步展開。1973年2月28日，大東電報局總經理施爾特一行4人，在“訪問北京返港后宣布，該局與中國方面達成協議，聯合開發香港與廣東之間一項聯合同軸電話線纜計劃”，“1974年4月15日，大東電報局宣布，香港與廣州間的同軸電纜系統正式啟用”。1973年7月，“廣九鐵路英段總經理致函廣州鐵路局長，表示愿與廣東方面就廣九鐵路貨車的通車問題舉行談判。7月25日至30日，雙方代表在深圳會談，就有關問題達成協議。8月15日，粵港鐵路部門代表簽訂了《關于廣九鐵路貨車過軌協議》”。協議規定：從1973年12月15日起，“深圳過軌貨車增加到每日8班，每班貨卡不超過30個”?；浉垭p方均采取得力措施予以配合，加快了兩地之間的貨物運輸。1973年后，內地居民赴港政策逐步放寬，廣東居民去往香港人數增多。
東深供水工程的擴建、改造與粵港關系的深化
1965年3月東深供水工程投入使用后，香港居民飲水緊張的狀況得到極大改善，促進了香港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帶來了高耗水量，隨著香港對供水量的需求不斷增加，用水短缺問題再次凸顯。港英當局不斷提出增加供水的要求，希望得到內地的支持。廣東等內地相關部門考量了香港地區不斷增長的用水需求，積極采取措施，內地對港供水額度逐年提升。此時，東深供水工程的供水能力已趕不上香港同胞不斷增加的供水需求，從1974年3月開始，廣東先后實施了東深供水工程的擴建和改造工程，在此過程中，粵港交往增多，進一步深化了雙方關系。
?。ㄒ唬〇|深供水工程的三次擴建
東深供水工程建成后，“初期工程原定每年向香港供水6820萬立方米，但隨著香港的發展，供水量逐步增強。年供水量1967年達7638萬立方米，1972年達8182萬立方米，1973年達8412萬立方米。1972年香港人口已增加到411萬多人，生產總值為303億港元”。1973年港英當局正式要求“1974—1979年的年供水量由9550萬立方米逐步增加到1.68億立方米”。因此，廣東“決定進行第一期擴建工程，采取了以原有工程設備為基礎，挖掘原有設備的潛力，實行技術革新、改造，同時適當增加設備的方案”。一期擴建工程于1974年3月開始施工，1978年9月建成，“對香港年供水能力增大到1.68億立方米”。在一期擴建過程中，港英當局曾于1976年5月下旬派出水務局局長黎嚴烈等人就東深供水工程供水事宜到深圳會談，雙方訂立協議：“從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七年度，對香港年供水量可以增至二百四十億加侖（合一億零九百萬立方米）；年供水期原為九個月，現改為十個月；原來每年停水時間為七八九三個月，現縮短為兩個月；其他仍按一九六四年協議不變?！?/p>
隨著香港經濟的發展，港英當局不斷提出增加供水要求。1978年9月，粵港雙方協議“自1982年以后，每年停水期由原定的8、9月份改為3、4月份，解決了供水與灌溉用水高峰的矛盾，從而擴大供水能力，使年供水量由1.68億立方米增加到1.82億立方米”。1979年香港人口增加到492萬多人，為了解決用水困難，港英當局已先后建造18處貯水塘和1座海水淡化廠，但水源仍不足，“海水淡化成本則比東深供水費高6倍”。因此，港英當局“再次提出遠期增加供水要求。經雙方會談后于1980年5月14日簽訂《關于從東江取水供給香港、九龍的補充協議》。協議規定：自1983—1984年度供水2.2億立方米開始，逐年遞增3000—3500萬立方米，到1994—1995年度達到年供水量6.2億立方米”。為此，東深供水工程必須進行第二次擴建。二期擴建工程在原有供水工程的基礎上沿原線擴建，1981年10月開始施工，1987年10月完成竣工驗收工作，“每年對香港供水能力增至6.2億立方米，相當于1965年供水能力的9倍，相當于1978年一期擴建工程完成時供水能力的3.7倍”。
為確保對港供水，東深供水工程又于1990年9月開始第三次擴建，1993年12月竣工，“工程建成后年供水能力可達17.43億立方米”，“相當于首期工程供水能力的10倍，其中向香港、深圳的年供水能力分別為11億立方米和4.93億立方米”。需要說明的是，在第三次擴建后，由于香港常年雨量豐沛，東深供水工程對港供水開始由定量供水改為彈性供水，即水量是可以每年變化的，由粵港雙方具體商定。
（二）東深供水工程的改造
飲水關乎健康，作為民生工程，不僅要滿足供水水量，還要保證供水水質。為了香港同胞能喝上“放心水”，東深供水工程在歷經三次擴建后又迎來改造。20世紀80年代前后，東江水質普遍良好，但水污染已見端倪?！半S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香港大量輕紡、造紙等高耗水企業遷往深圳、東莞、惠州等地，香港獨資企業、香港與內地合資企業像雨后春筍般遍布珠江三角洲地區，鄉鎮工業蓬勃發展，中小企業大量涌現。1998年，深圳、東莞、惠州等地的工業排污企業已達2000多家，工業廢水年排放量高達8.7億立方米，生活污水排放量為1.1億立方米”，導致東江下游局部河段及支流水體受到污染。為改善和保護東江水資源，保證香港、深圳和東莞地區人民飲用水質量，中央和廣東政府都花了大力氣，開展了相應的工作。廣東省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工程措施，水利廳組織了多次論證，“結果表明，要從根本上改善東深供水工程的供水水質，使終端供水水質達到Ⅱ—Ⅲ標準，必須將東深供水工程系統與石馬河分離，改用專用管道輸水，采用清污分流的方案改造東深供水工程”。經規劃論證，1998年，“經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和廣東省人民政府批準”，東深供水改造工程正式立項。1999年，廣東省建設委員會批準了東深供水改造工程的初步設計報告，并進入施工準備階段。2000年8月28日，東深供水改造工程正式開工建設。東深供水改造工程總長51.7公里，工程建設內容幾乎涵蓋了除壩工外的所有水工建筑物，建設任務艱巨?！皝碜匀珖?8家單位的1萬多名技術和施工人員經過3年艱苦拼搏，創下了全工程367個分部工程全部優良、50萬平方米混凝土過水面和1808條止水接縫無一滲漏的佳績，并創下世界上同類型最大現澆混凝土U形薄殼渡槽、同類型最大現澆混凝土圓涵等4項‘世界之最’”。該工程竣工后，“接連獲得廣東省科學技術特等獎、2004年度中國建筑工程魯班獎等榮譽”?！跋愀鄹鹘缛耸科毡檎J為，東改工程的成功建設，是粵港兩地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具體表現，對CEPA的實施和正在開展的泛珠三角合作，極具鼓舞和借鑒意義”。
為保證對港供水水質，對東江源頭的保護也很重要。東江是珠江水系三大河流之一，發源于江西省安遠、尋烏、定南三縣，“流經江西、廣東，注入香江，成為流域3000多萬居民生活的主要水源，占香港淡水供應量近八成”。2005年，“在國家的協調下，江西和廣東率先在全國探索起上下游生態補償機制，由廣東每年安排1.5億元資金用于東江源區生態環境保護”。雖然東江在江西省境內流域并不廣，但江西省對東江源區的保護工作非常重視：“安遠、尋烏、定南三縣是東江的源區，稀土、鎢礦相當豐富，上世紀90年代，這里一度礦山林立。當地政府意識到稀土開采會造成水土流失，果斷關閉了330多個礦點和一批木材廠、焦油廠、活性炭廠”。同樣，廣東省河源市自1988年建市至2000年，“12年來全市財政年均收入不足兩億元，卻先后投入近2億元保護東江水質，環境保護資金占了總財政收入的近10%”?！昂釉从胸S富的鐵礦資源，如果建成年產100萬噸的鋼鐵廠，礦石可保證供應160年，但為了保護東江水，河源沒有上這個項目”。20世紀90年代初，“不少外商都看中了河源的藍天碧水，到香港又只有3個小時的車程，紛紛來投資建廠，光是紡織印染行業的意向書就簽訂了近20份。但這些外商都遇到了一個不容商談的條件，河源市人大、政府規定：會產生污染的加工工業，必須集中連片布點，市政府無償提供建設污水處理中心的地皮，建設項目主體工程與防治污染工程必須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結果，因為環保投資成本高，近20家外商當時只有5家留在了河源”?！昂釉床坏珜φ猩桃Y提出了近似‘苛刻’的條件，還拿出一大筆賠償金，關停了原有的76家污染嚴重的小型企業和12個破壞森林植被的采石場；逐個整治了市內所有的排污口，治理廢水年總排放量600多萬噸。就連一間前幾年投資3000多萬元建起來的水泥廠，也被市政府強令停產”。東江上游的省區為堅守保障東江流域生態安全的責任和義務，做出了巨大犧牲，保護了東江水源水質和香港同胞的用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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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東深供水工程對港供水以來，粵港雙方水務部門保持良好的合作關系，并逐步形成特定的會晤機制?！?979年以來，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工作會議，磋商供水量、水價、水質等問題。1989年以來，建立每年召開兩次粵港運行技術管理小組會議制度，協調供水計劃安排、水量控制、水質保護、技術交流合作等事宜”。進入21世紀后，粵港兩地就供水問題已形成常態化的人員往來和考察交流。
改革開放后，粵港兩地人員交往進一步密切。1982年8月19日，香港總督尤德訪問廣州，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省長劉田夫等人會見尤德一行，雙方就進一步發展粵港經濟合作交往等問題進行了友好交談。1987年8月28日，香港總督特別顧問鐘逸杰一行訪粵，與廣東省有關負責人就粵港兩地經濟建設情況和今后發展規劃、設想等交換了意見。改革開放促進了粵港兩地經濟合作迅速發展，“粵港兩地在投資領域開始合作，投資規模和領域不斷擴大。1979—2000年廣東吸收香港直接投資累計718.77億美元，占廣東同期實際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72.74%”。在吸收香港投資的同時，廣東也依靠改革開放之初國家給予的優惠政策，在香港不斷擴大投資。1995年，京九鐵路建成通車，為粵港經濟合作提供便利條件，加強了香港與內地的聯系，促進了兩地經濟與人員往來。
此外，粵港兩地在科研、邊界管理、環保方面的合作亦日益密切。1997年香港回歸后，粵港關系發展進入新階段，兩地不斷擴大合作范圍，提高合作水平，形成了優勢互補、互相依存、共同發展、水乳交融的合作關系。
東深供水工程與香港同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提升
東深供水工程既是一項經濟工程、民生工程，更是一項政治工程、民心工程，對香港的繁榮穩定、健康發展意義重大。全國政協副主席、港事顧問霍英東先生曾深情地說：“如果沒有東江水，就沒有香港今天的繁榮安定，香港就會變成‘臭港’，東江水對香港的經濟騰飛和600萬市民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對香港的平穩過渡將起到很大的作用?！?0多年來，東江水帶著廣東人民的情誼、帶著祖國母親的關愛，猶如“血液”般源源不斷輸入香港，密切了香港與祖國的聯系，使香港與內地形成了血脈相通、水乳交融的關系。
?。ㄒ唬〇|深供水工程密切了粵港關系，促進了雙方人員來往
新中國成立后，粵港之間的官方接觸多圍繞邊境管理展開，并經由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轉達。這一時期，祖國內地對香港同胞缺少淡水的問題一直十分關心，積極采取措施幫助解決。之后，圍繞供水問題，雙方多次會談，粵港關系經歷了從緊張到緩和再到合作、交融的歷程，在這一過程中，粵港兩地人員往來亦日益頻繁。1978年5月19日，港英當局政治顧問魏德巍到訪廣州，與廣東省外事部門商討有關向香港供水及邊境管理等問題。10月，香港助理政治顧問歐義恩又到廣州訪問。10月12日，“中國民航局來往香港與廣州之間的客運班機正式開航”。11月17日，“香港至廣州的飛翔船客運航線正式開航”。兩地交通的改善，為粵港經濟文化聯系和溝通創造了條件。1979年3月下旬，香港總督麥理浩到北京訪問途經廣州，與廣東省負責人討論了廣東和香港進一步發展經濟合作問題，開啟了粵港兩地高層領導間的接觸，對于推動雙方的互訪合作起到了積極作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粵港關系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從以處理邊境事務為主逐步向粵港澳三地經濟上積極合作轉變，在民間合作繼續發展的同時加強了官方部門之間的合作，由原來的供水、供電、郵電通訊等少數部門之間的合作，發展到經貿、能源、交流、口岸、科技、司法、警務、海關、環保、核電、文化和體育之間的交流和合作”。改革開放后，大批香港同胞如霍英東、何善衡、曾憲梓等率先來到廣東，通過投資、捐贈等方式發展該地教育、醫療、體育、交通等事業，廣東亦有大量商人涌入香港投資。這一時期，粵港人員往來流動頻繁，香港同胞到內地探親、度假、參觀訪問等日益增多。除個體來往增多外，兩地團體交流亦日益密切。近年來，隨著粵港兩地交通的日益改善與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發展，更進一步密切了兩地人員的交流和往來，促進了物資等要素的高效便捷流通。
?。ǘ〇|深供水工程密切了香港與內地尤其是廣東地區的經濟交往
東江供水工程的建設、擴建與改造，正值香港經濟飛速發展的階段。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香港同胞開始大量投資內地，加之內地改革開放政策的吸引，兩地商貿關系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從80年代中期開始，香港的制造業開始大規模向內地尤其是廣東珠江三角洲遷移，引發兩地生產要素與資源重新配置，逐漸形成了“前店后廠”的合作模式。這種合作模式，使粵港兩地資源要素互補，“既提升了香港產品在價格方面的競爭優勢，又促進了內地（特別是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加快了內地的城市化發展，增加了就業機會”。根據相關資料，到90年代初，“在華南地區，有300萬以上工人直接受雇于港資公司，以全國計算，受雇者更多達500萬人”。香港的廠家，約七成半在內地設廠，單以廣東省一地計算，合資經營企業和加工工廠，便分別為23000家和80000家。香港出口的機械設備，約六成銷往內地。香港制造業大量遷往內地，帶動香港離岸貿易興起，香港一度成為內地最大的外資來源地。1997年6月，“港商對內地的投資總額約占外來投資總額的60%”，為祖國發展提供了寶貴的資金支持。與此同時，內地在港投資也與日俱增。1991年，內地在港經營的企業有1500多家，“分散在不同的產業，由商品交易到制造業、酒店、超級市場、金融、房地產以及基本設施工程等。到1996年底，內地對香港累計投資425億美元”，建立中資企業2000余家，支持了香港經濟的繁榮穩定，也豐富了香港的產業門類。進入21世紀，粵港兩地經貿關系不斷拓展，從單一的商品貿易向貿易投資并舉發展，合作的地域范圍不斷擴大，2000年，廣東全省21個市都與香港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系，粵港合作的深度和廣度得以拓展。尤其是2010年4月《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簽署后，粵港兩地在諸多領域深化合作，進一步推動了粵港區域經濟一體化。當前，在國家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背景下，香港與內地在經濟上互利互惠，與祖國命運緊密相連。
?。ㄈ〇|深供水工程密切了香港與內地的血脈親情，促進了香港同胞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提升
東深供水工程建成后，始終堅持把寶貴的淡水資源優先供給香港同胞。1983年，“廣東大旱，當地居民用水緊張，有的工廠被迫停產，但香港依然24小時無限制供水”。東深供水工程建成后，對城市供水的收費標準在開始運行的13年間穩定不變?！?965年對香港的水費標準每立方米人民幣0.1元，這種低價收費辦法一直延續到1977年”，且收費標準遠低于當時東深工程供水的成本，可見祖國對香港同胞的關懷。即便之后調整了水價，也是順應時代發展，適應改革開放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所需，并沒有考慮移民安置、水污染防治、保護生態等方面的投入。隨著東江流域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區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深化，東江水質保護面臨巨大壓力。為保障東江水質，東江流域地區進行了持續數十年的跨區域環保合作，在經濟發展中始終堅守生態紅線，把東江水質保護放在首位。此外，廣東省還成立專門機構和護水隊，加強東江水質監察，全力保障供港水質安全。東深供水工程從對港供水到跨區域水質保護，東江沿線地區逐漸形成了環保與發展并重的水資源利用之路。感動于內地保護東江水源的深情，保護東江水質已成為粵港兩地人民共同的堅守，不少香港同胞紛紛來到江西三百山參與綠化和環境保護。到2004年，“先后有4.8萬余名香港同胞參與了三百山的綠化護源，共栽種下松杉、紅楓等樹木19.8萬棵，以實際行動呵護著東江源頭”。2014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一來到廣東代表團，就馬上關切地詢問東江水質情況。保障東江水質，事關全體香港同胞的利益，體現了中央政府對香港同胞的關懷。源源不斷的東江水流入香港，使粵港關系更趨密切。50余年來，一代代東深供水工程的建設者前赴后繼、攻堅克難，成為建設守護香港供水生命線的光榮團隊和凝聚香港與祖國同甘共苦、命運相依的愛國團隊。正是因為他們對港供水的努力與奉獻，2021年4月，中共中央宣傳部授予東深供水工程建設者群體“時代楷?！狈Q號，并向全社會宣傳他們的先進事跡，成為感召香港同胞飲水思源、熱愛祖國的精神力量。東深供水工程的修建，把香港和祖國緊密聯系在一起；該工程的擴建與改造，讓香港同胞與祖國母親的心連在一起。東深供水工程激發了香港同胞的愛國意識，提升了他們的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
自20世紀60年代至今，源源不斷的“生命之水”流入香港千家萬戶，解決了香港同胞飲水困難，為香港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從東深供水工程的肇端深圳水庫建設開始，粵港雙方對供水問題的交流和互動，成為雙方關系由緊張走向緩和的重要突破口。為進一步解決香港同胞飲水問題，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廣東省主持修建了東深供水工程，大大緩解了香港缺水困境，使香港同胞感受到祖國的關懷。在對港供水問題上粵港互動增多，帶動了兩地人員流動、交通改善和經濟往來，促進了粵港關系進一步密切。隨著香港用水需求的增多和保障水質的需要，東深供水工程歷經三次擴建和一次改造，加之內地改革開放和香港回歸祖國，香港與內地的關系更加密切，形成了唇齒相依、水乳交融的關系。因此，東深供水工程建設發展的歷程既是粵港關系從緊張到緩和、從發展到深入、從交流交往到交融的過程，也是香港與祖國命運緊密相連的過程。在此過程中，香港同胞增強了國家意識和民族認同，逐漸與內地建立起心心相連、命運與共的精神紐帶，香港同胞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作者簡介：程強強，博士研究生，暨南大學歷史系；夏泉，研究員，暨南大學歷史系。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