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在西方封鎖、中蘇關系破裂的國際環境下，我國工業生產總值的增長，除了憑借“156項工程”等國家重點項目新建企業的投產使工業產值增加外，還有一條增長渠道是利用和發展原有企業，通過不斷改善經營管理，挖掘企業生產潛力、提高工業產值。早在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便明確指出：“好好地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可以使我們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袄煤桶l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在當時沒有重點建設項目的沿?！袄瞎I基地”挖掘工業企業的生產潛力，其中就包括開展“比學趕幫”運動。1964年12月，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肯定了該運動是經濟建設中重要的成功經驗之一，要求廣泛開展。然而，對于這樣一項重要的運動，學界缺乏應有的關注，或研究不夠系統，或將其等同于增產節約運動。工業企業“比學趕幫”運動是如何出現的，第一次“比學趕幫”運動又是如何發展到第二次“比學趕幫”運動的，既有成果均未提及。
作為重要“老工業基地”的上海，對開展“比學趕幫”運動尤為重視，并取得了顯著成效，富有典型意義。對此，1963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比學趕幫齊爭上游》的社論，肯定了上海等城市的工業企業開展的“比學趕幫”運動是“一個充分發揮我國人民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為在我國建立一個獨立的完整的現代化的國民經濟體系，為多快好省地發展我國工業生產的一個重要方法”。有鑒于此，本文以上海為研究案例，對工業企業開展“比學趕幫”運動的背景、起因、開展過程及最終成效等進行探討，并總結其歷史經驗。
一、“比學趕幫”運動的背景及起因
1959—1965年，上海工業企業經歷了兩次“比學趕幫”運動，其中，第一次集中在1959年底至1961年秋，第二次集中在1963年春至1965年初。此時正值從“大躍進”轉向國民經濟調整，因此，兩次“比學趕幫”運動的背景和起因也有所不同。但總體來看，前一階段的運動為此后運動的開展積累了經驗、奠定了基礎。
?。ㄒ唬﹥纱巍氨葘W趕幫”運動的起因
早在1958年1月，上海工業企業便掀起了“全面競賽”的生產高潮，其口號就是“比先進、學先進、趕先進”?？梢?，包括上海在內的許多城市，此時已經開始出現“比學趕幫”運動的前奏。1959年10—11月，全國工業、交通運輸、基本建設、財貿方面社會主義建設先進集體和先進生產者代表大會（亦稱全國群英大會）在京召開。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李頡伯在會上指出：“現在‘比先進、學先進、趕先進’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已經進一步發展為‘比先進、學先進、趕先進、幫后進’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并“希望每一個普通生產者鼓足干勁，向先進看齊，迅速把自己的水平提高到先進的水平”，“讓先進水平經過‘比、學、趕、幫’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迅速變為社會生產水平”。會后，《全國群英大會全體代表致全國職工書》明確號召，全國職工要“大力推廣先進經驗，開展‘比先進、學先進、趕先進、幫后進’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氨葘W趕幫”運動隨即在全國工業企業中陸續開展起來，這是第一次“比學趕幫”運動的政策背景和起因。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開啟了對國民經濟的全面調整。9月15日，中共中央下發《關于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要求所有工業部門都必須毫不動搖地切實地貫徹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經過調整，工業企業有了較大的恢復和發展。為進一步發動和組織職工群眾，扎扎實實地開展增產節約運動，大力支援農業，1963年1月17日，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在呈交給中央的《關于全總八屆四次執委會議的情況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廣泛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其中就包括發揮先進班組、先進生產者的作用，廣泛開展“比”“學”“趕”“幫”的活動。29日，中共中央批轉該報告，要求“各地黨委和有關的行政部門，指導和幫助各地方工會和各產業工會，結合本地區、本產業的具體情況，認真貫徹執行”。這是第二次“比學趕幫”運動的政策背景和起因。
?。ǘμK聯勞動競賽模式的吸收演化
自20世紀30年代起，蘇聯便開始了以勞動競賽為主要模式的斯達漢諾夫運動。早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時期，中國共產黨便借鑒該運動開展群眾性勞動競賽運動。新中國成立后，1949—1956年，我國開展的增產節約運動、技術革新運動、先進生產者運動等，也受到了蘇聯這一勞動競賽方式的影響。例如，1956年遼寧在開展先進生產者運動時，首先便介紹了“蘇聯的斯達哈諾夫運動，并接著介紹應向它學習些什么”。
以斯達漢諾夫運動為代表的蘇聯勞動競賽“更多地以工段、車間、企業為單位進行，基層黨組織與各級行政部門、工會、共青團共同領導和組織勞動競賽”。與此相對應，1949—1956年，上海的勞動競賽也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展，工會和企業行政部門負責具體工作”?？梢?，當時我國勞動競賽方式基本與蘇聯一致。當1959年底上海市第一次“比學趕幫”運動發起時，受學習蘇聯的影響，仍采用了由黨領導號召、由工會和企業開展勞動競賽的形式，競賽的主要目標是提高產量和勞動生產率，并有力地推動“你學我幫、共同提高的生產新高潮的發展”。
?。ㄈ┥虾９I企業的三次改組
1949—1952年，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因對勞動競賽經驗不足，加之企業管理條件比較落后，故上海市總工會對“是否需要開展競賽還存在著分歧”。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推進，上海工業企業的勞動競賽也逐步展開。例如，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的鼓舞下，上海第三鋼廠的勞動競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擴大了競賽面，競賽的形式從個人、小組之間發展到廠際的同工種與同業務之間的社會主義競賽，使生產與管理工作密切的連接起來。
1956年，全行業公私合營后，上海工業企業進行了第一次改組，大致形成了“衛星廠—中心廠—獨立廠—專業公司—專業局—委、辦—地方政府”的高度集中管理體制。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和新的工業企業管理體制構建進一步推動了勞動競賽的開展。至1957年，上海已有1.5萬余個單位77.4萬余名職工參加了社會主義競賽。全行業公私合營高潮的到來，使“各地準備工作不足，這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一些問題”。就上海而言，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導致工業企業開展勞動競賽的執行力不足，以及大部分衛星廠游離于整個工業系統之外，并進一步引發各自為陣進行勞動競賽的局面。以豐泰染織廠為例，因需要填報的各類報表繁雜，占用了60%—80%的工作時間，以至于該廠統計人員不能按月做好廠內的勞動競賽統計工作，導致群眾意見很多。與此同時，一些新合營的企業中心廠與有關廠串管的情況也不夠理想，其中有70%—80%的廠只是斷斷續續起著某些方面的作用，有10%的廠甚至起到了反作用。據統計，1956年底改組后，上海工業企業的數量為1.7萬余戶，其中獨立廠、中心廠各約0.25萬戶，衛星廠約1.2萬戶?？梢?，大量衛星廠的存在既說明各工業企業布局分散，同時也使其難以得到有效管理。此外，此次上海工業企業改組的主要方針是“大部不動，小部調整”，基本上沒有打亂原有經營管理體制。改組中，由于經驗不足、要求過急、工作較粗等原因，將一些生產特色產品的小廠裁并掉，造成部分產品花色品種減少，少數工廠還一度出現協作中斷的現象。這些問題既不利于工業企業的生產管理，也阻礙了勞動競賽的進一步開展。
為進一步調整工業布局、結構和協作條件，上海于1958—1960年進行了第二次工業企業改組。通過改組，全市工業企業由1957年的1.56萬余家減至1960年的0.43萬余家，工業公司由83家合并為33家。這次改組使上海某些企業和行業在工業布局、結構或協作條件方面得到了合理調整。
為貫徹中央“八字方針”，1962—1965年，上海按照“瞻前顧后，統籌兼顧”的原則進行了第三次工業企業改組。此次改組共關停并轉企業623家，工業企業總數減至0.37萬余家，工業企業的產品也得到統籌調整，基本實現協作化生產。改組后，上海初步形成了分工比較合理，協作配套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由此可見，上海工業企業的三次改組與“比學趕幫”運動關系密切，相融相交，是上海工業企業“比學趕幫”運動開展并發生變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從“比學趕幫”運動的起因到對蘇聯勞動競賽模式的吸收演化，再到上海工業企業的三次改組，上海工業企業的“比學趕幫”運動經歷了不同的歷史背景及起因，出現了兩種不同“比學趕幫”運動。與此同時，這也意味著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不同的“比學趕幫”也呈現出不同的開展過程。
二、“比學趕幫”運動的開展
在不同的背景及起因下，上海工業企業兩次“比學趕幫”運動的開展也顯現出一些差別。第一次“比學趕幫”運動以蘇聯的勞動競賽模式展開，各工業企業各自為陣，片面強調“提高勞動生產率”。第二次“比學趕幫”運動以改進后的蘇聯勞動競賽模式（即中國模式的勞動競賽）展開，在黨和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各工業企業有條理、有規劃地開展“比學趕幫”運動，其首要目標變為“提高生產技術水平”。
?。ㄒ唬┑谝淮巍氨葘W趕幫”運動的開展
自1959年11月全國群英大會號召開展“比學趕幫”運動后，已經進行了1年多時間“比先進、學先進、趕先進”全面競賽的上海工業企業很快投入到新的勞動競賽中，形成了“比學趕幫”的第一次高潮。以上海機床廠為例，該廠運用先進經驗推廣賽的形式，采取“人人比賽、層層選拔、大比大賽、取長補短、優中選優、集中提高、貫徹下去”的方法：首先由同機床日夜三班工人比，從中選出最好的先進經驗和掌握這種先進經驗的代表；然后以小組為單位進行同工種比，再從中選出最好的先進經驗的代表參加車間比；最后則是全廠比。這種競賽貫徹了自下而上的領導干部、工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的方針，做到了邊賽、邊評比、邊總結，迅速形成了“比、學、趕、幫”的競賽熱潮。各車間通過這種競賽，生產效率普遍提高了20%以上。1960年3月30日，上海市機械局召開所屬廠的現場會議介紹了該廠的這項經驗。不過，在更多中小型工業企業中，比拼體力依然是主流。例如，上海針棉織品采購供應站缺少煤炭，于是使用遠東縫紉廠和上海第三鋼廠的工業廢料——洗煤泥和煤炭屑來保證用煤，在運輸過程中，供應站的職工同運輸工人通宵達旦運煤，其中，采購員蘇玉笙甚至“沒有睡上二個鐘頭，又照常上班，看到工廠有貨沒人送，又主動地幫助工廠送貨”。
此次上海工業企業的“比學趕幫”運動既是在貫徹中央精神，同時也是繼續落實1957年12月中共上海市第一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提出的“加強勞動力調配工作的領導，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工業生產的增長主要依靠原有職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勞動力的合理調配”的任務。但各工業企業的做法并不一致，沒有做到統籌規劃，基本是各自為陣。正如1960年8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比》的評論文章所指出的：“比、學、趕、幫”這四個字概括了增產節約勞動競賽的一系列的活動?？梢?，“比學趕幫”運動是一系列增產節約勞動競賽活動的總和，是此前勞動競賽的延續。因此，并非所有上海工業企業都能通過“比學趕幫”運動實現“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勞動力的合理調配”，換言之，此次“比學趕幫”勞動更多是以勞動競賽口號的形式存在。
1960年8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后，雖然中央經濟政策已開始調整，但《中共中央關于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仍明確指出要在基層繼續開展勞動競賽，并“提倡相互學習、互相幫助、取長補短、共同提高”。1961年2月，中共上海市委召開擴大會議傳達中共八屆九中全會精神，要求“工業生產力爭不得低于上年水平”。對此，上海各工業企業紛紛制定了相應的勞動競賽計劃。這些勞動競賽同樣也是“比學趕幫”運動的具體表現形式。面對日趨嚴峻的糧食短缺問題，《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關于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于1961年6月16日被中央批準，中央要求“在一九六○年底一點二九億城鎮人口的基數上，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二千萬以上”。7月起，上海開始執行減少城鎮人口的精簡政策，并將此作為上?！俺鞘薪ㄔO的一個長期的方針”。據統計，1961—1963年，“整個精簡運動共動員了69.86萬人離開上?！?。人口精簡工作成為當時上海各工業企業的工作重心，從而也導致了“比學趕幫”運動轉入了低潮。
1961年9月，《中共中央關于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中要求：“一切工作都要從實際出發，凡是必須辦和可能辦的事情，應當實事求是地領導群眾鼓足干勁地辦；凡是辦不到的事，決不能勉強群眾去做，以至挫傷群眾的積極性。在某些企業中間曾經出現過的那種表面上轟轟烈烈，實際上脫離群眾的現象，必須反對，注意不再發生。一切群眾性的生產運動，都應當有利于企業生產有計劃、有節奏地正常進行?！彪m然指示并未明確要求停止“比學趕幫”運動，且上海工業企業仍在進行勞動競賽，如1962年上海橡膠復制品廠精簡職工時，將一部分多余勞動力調去支援農業，“教育留廠的同志們安心生產，并繼續開展勞動競賽”，但總體來看，自1961年9月后，上海首次“比學趕幫”運動處于基本停滯狀態。
?。ǘ氨葘W趕幫”運動的重啟
1962年9月12日，國家經濟委員會黨組向中共中央呈交《關于中央局經委主任會議情況的報告》，提出“今年后四個月，要在工業部門中開展一個以支援農業、增產日用工業品和解決‘短線’原材料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28日，中共中央批轉了該報告，并認為“在工業交通部門開展一個以支援農業、增加日用工業品和解決‘短線’原材料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是恰當的、必要的。各部門、各地區須要認真做好組織工作，發動廣大職工，鼓足干勁，開展好這一運動”。10月，中共上海市委召開擴大會議，提出要開展好增產節約運動，進一步貫徹“八字方針”，力爭在1962年第四季度更多更好地全面完成國家計劃的各項指標，并為1963年的增產做好準備。在第四季度的增產節約運動過程中，上海一些工業企業運用“找差距”的辦法，挖掘增產節約潛力，獲得顯著成效。這些工業企業通過以自己的各種經濟技術指標同本地、外地同類先進單位相比，同先進國家的指標相比，以車間、班組和個人同本廠、本地或外地同工種相比，找出自己落后于先進者的差距，進而分析產生差距的原因，學習先進者的經驗，追趕先進，與此同時，本地本廠的先進者也幫助后進者達到先進水平。他們把這種做法稱其為“找差距，查浪費，比、學、趕、幫”，其目的是使企業和職工用更高標準要求自己，保證全面完成或超額完成國家計劃，企業和職工制定的追趕先進指標不作為考核完成任務的指標?？梢?，1962年底，上海工業企業已經形成了第二次“比學趕幫”運動的雛形，而且，“找差距”不作為完成任務的指標意味著勞動競賽的目標發生重要轉變，即不再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為準繩，既體現了中國特色的勞動競賽逐漸形成，也為第二次“比學趕幫”運動的良性開展奠定了基礎。
為了保證1963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和國家財政預算的圓滿實現，爭取經濟情況進一步的全面的好轉，3月1日，中共中央下發指示，要求在全國范圍內有領導、有步驟地開展一次“增產節約和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簡稱‘五反’）的運動”。13日，上海市工業、交通運輸、基本建設、財貿方面社會主義建設先進集體、先進生產（工作）者大會召開（以下簡稱上海市先進生產者大會），共6600余人與會。會議交流了先進思想和經驗，向全市工廠企業和職工提出辦“五好”企業、做“五好”職工的倡議書，進一步鼓舞了全市職工掀起“比先進、學先進、趕先進、幫后進”的增產節約勞動競賽熱潮。此后，上海工業企業的“比學趕幫”運動迅速開展起來。
如前文所述，“找差距”是有領導的群眾性活動，且有關方面也認為，“這種作法，是工業交通部門同類企業、同工種之間開展競賽、改進企業管理的好經驗，可以在工業交通企業中普遍推廣”。這些前期經驗的積累，讓上海工業企業能更快再次開展“比學趕幫”運動，一些企業甚至從第二次“比學趕幫”運動肇始便深刻討論了運動的意義所在。例如，1963年3月29日，在上海市先進生產者大會召開半個月后，上海電器工業公司便深刻總結了“比學趕幫”運動的內涵和價值：“它以推廣先進經驗為目的，在對比下，發現了差距，分析了造成差距的原因，在更加信服與具體的情況之下，掀起了先進與后進之間‘學、趕、幫’的活動，因此就更加發揮了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的威力；因為它使先進與后進單位之間能夠相互熱忱地研究，使先進經驗能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更加發揮作用，這種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協作風格，便得到了更大的發揚。幾年來經驗證明‘比學趕幫’勞動競賽是一種最好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形式，我們也積累了一定的開展這種競賽的經驗。增產節約運動是今年中心工作。我們把增產節約運動這一中心環節抓起來，帶動其他一系列工作，以便更好地完成今年全年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就必須在增產節約的運動中，不斷地開展個人之間、班組之間、車間部門之間和企業之間比先進、學先進、趕先進、幫后進的勞動競賽，做到比有對手、學有榜樣、趕有目標、幫有措施，使先進經驗遍地開花”。
1963年4月，中共上海市委工業工作部公布參加增產節約運動的工業企業名單，共2161家。除了統一確定參加運動的企業名單外，中共上海市委還分別于2月、3月、8月召開了三次增產節約的萬人干部大會，推動了“比學趕幫”運動“從企業內部發展到企業外部，從市內發展到市外，范圍越來越廣，聲勢越來越大”，保證了增產節約運動的深入開展。
在黨和政府的統籌規劃下，此次“比學趕幫”運動得以有計劃展開，呈現出與第一次“比學趕幫”運動工業企業各自為陣完全不同的方式。在企業內部，其開展“比學趕幫”運動的步驟包括：“先深入發動職工找差距、樹立先進標兵；再以先進標兵為榜樣，制訂個人和集體的‘五好’比學趕幫規劃；規劃制定后，再進一步發動群眾，落實措施，搞革新，攻關鍵；在‘五好’比學趕幫運動開展的整個過程中，不斷進行檢查評比，總結交流先進經驗，以保證運動深入持久地開展”。在廠際之間，同行業、同產品、同工種對口競賽是開展“比學趕幫”的主要方式，而且不再由企業單獨組織，而是由各工業局組織。由于建立了良好的協作化生產體制，因此上海各產業間可以有序開展廠際之間的競賽。據機電一局、化工、輕工、手工四個工業局統計，按行業、按產品組織廠際競賽的有500多個工廠。例如，上海市化工公司組織11個合成氮廠開展廠際競賽，按旬、按月將各項指標實際完成的對比資料印發各廠，每月進行評比交流，出現了“落后趕先進、先進更先進”的競賽熱潮。又如，上海市輕工業局6個生產女士皮鞋的工廠，在不到半年時間里相互交流了79項經驗，使生產獲得了全面豐收。
此外，上海工業企業還在“比學趕幫”運動中開展了“取經獻寶”活動。所謂“取經”，就是由企業直接派遣技術人員和工人，到先進單位學習生產方法。所謂“獻寶”，就是由先進單位的技術人員和工人，或受邀、或自發至某單位傳授先進經驗?！叭〗洬I寶”既在上海內部企業間進行，也在省際、市際間進行。據統計，在第二次“比學趕幫”運動高潮時期，上海有組織、有領導地到外省市學習的工廠有700余個、職工6400余人次，對口學習了1000多種產品、各種經驗10000多條。至1964年1月，除西藏外，全國其他省市已組織2700多個工廠、22000多人到上?！矮I寶”，共總結50000多條先進經驗。對此，上海市工業生產委員會要求各工業局、公司及工廠，繼續開展該運動，進一步改變上海工人階級的精神面貌，大大提高上海工業的生產技術水平。這清晰地反映出上海第二次“比學趕幫”運動的主要目標已不再是“提高勞動生產率”，而是“提高生產技術水平”。
綜合來看，在第一次“比學趕幫”運動中，上海各工業企業主要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為目標，各企業工廠基本各自為陣，是一場分散型、突擊式的生產運動。第二次“比學趕幫”運動則在第一次“比學趕幫”運動的基礎上，經過統籌規劃，從而保證了運動的深入開展。
三、“比學趕幫”運動的成效
基于不同的背景及開展方式，上海工業企業兩次“比學趕幫”運動取得了不同的成效?？傮w來看，第一次“比學趕幫”運動成效不佳，因此未能持續下去；第二次“比學趕幫”運動成效顯著，推動了全國各行業“比學趕幫”熱潮的到來。
?。ㄒ唬┑谝淮巍氨葘W趕幫”運動
第一次“比學趕幫”運動以蘇聯勞動競賽的模式展開，強調“提高勞動生產率”，加之受當時客觀條件的影響，所以效果并不理想。1964年1月，上海市工業生產委員會在回顧此次“比學趕幫”運動時指出，過去的競賽存在“一哄、二松、三空”的教訓。尤其是由于沒有協作化的生產體制，在高指標的要求下，追求“提高勞動生產率”給上海的工業設備、原材料供應等都帶來了一系列影響。隨著上游企業產品產量的下降，下游企業開始出現缺乏原材料的現象，從而被迫停工。如“化工局停工和半停工的工廠147家，影響職工4.12萬人，占全局職工總數的60%以上”。隨著停工現象的發生，上海的工業產值及利潤也下降了不少。1961年上海工業產值為187.43億元，較1960年的298.97億元降低近40%。1961年1—11月的利潤總額為260余萬元，較1960年同期下降了55.1%。但上海工人數量卻有增無減，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完成生產高指標，1957—1960年，僅上海市區的工業企業職工便增加了27.96萬人，增加約28%。然而，產值、利潤的大幅下降與工人人數的大幅增加，意味著上海實際勞動生產率的大幅下降。國家統計局在調查了40個城市中的600家工業企業后，明確提出：“必須堅決貫徹執行中央關于調整工業企業的指示，對應該關、并、縮、改的企業，堅決關、并、縮、改，大力精簡職工。否則企業利潤下降和虧損的形勢還會繼續發展下去”?？梢?，至1961年，第一次“比學趕幫”運動中工業企業單純“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方法已宣告結束。
總體來看，第一次“比學趕幫”運動成效不佳，主要原因在于蘇聯模式的勞動競賽與中國國情不符，客觀原因則是上海工業企業管理體制不順暢，協作化生產體制也未建立，不能為“比學趕幫”運動的開展提供充足的原材料。雖然此次“比學趕幫”運動未能實現工業經濟增長，但其競賽方案、工業運轉體制、協作化生產體制都在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得到有效改進，為第二次“比學趕幫”運動的開展積累了重要經驗。
（二）第二次“比學趕幫”運動
第二次“比學趕幫”運動吸取了第一次“比學趕幫”運動的經驗教訓，采取了多種合理有效的措施：一是改進了蘇聯模式的勞動競賽。第二次“比學趕幫”運動改變了此前由工會負責的情況，開始由黨和政府直接領導，防止出現企業各自為陣開展勞動競賽的局面。二是增加了“比學趕幫”運動的具體執行方案。從前述上海工業企業開展第二次“比學趕幫”運動的情況可見，其已制定了詳細的執行方案。三是改變了勞動競賽的目標。第二次“比學趕幫”運動追求的是“提高生產技術水平”，尤其是“取經獻寶”的出現，更是省略了競賽環節，直接上升到“提高生產技術水平”。通過“比學趕幫”運動，1963年上海的工業總產值實際完成達169.7億元，比年度計劃超額6.1%，比1962年增長了12.9%。
自1963年下半年開始，全國其他地區的工業企業也紛紛開展了“比學趕幫”運動。1963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社論《比學趕幫齊爭上游》高度肯定了上海等城市之間的“比學趕幫”運動，并指出其主要目的是在于“互相學習和交流先進經驗，促使各地工業企業繼續提高生產的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繼續提高產品質量，增加產品品種，降低產品成本，降低原材料消耗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梢?，“提高生產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的做法已成為當時工業戰線所推崇的方法之一，全國各地工業企業紛紛掀起“比學趕幫”的熱潮，取得了顯著效果。在北京，“有一些工廠的產品質量本來比較先進，在比學趕幫競賽中他們進一步打開了眼界，樹立起‘虛心當小學生’的態度，終于使產品質量精益求精”。在天津，一些工廠采用協作配套的辦法學習外地先進經驗，把生產成品的工廠、供應原材料的工廠和供應零部件的工廠，都組織到“比學趕幫”運動中來，縮短了同先進工廠之間的差距。
到1965年，“比學趕幫”運動已成為上海工業企業中“群眾運動的經常的基本形式”。除工業企業外，第二次“比學趕幫”運動還在農業、科技、教育等領域展開。例如，在農業方面，1964年1月19日，《人民日報》社論《農業科學技術研究要和推廣工作緊密結合》明確指出，要“發揚革命精神，比學趕幫，密切協作，把農業的科學技術研究和推廣工作更好地結合起來”。又如，在文藝界，上海在舉行華東區話劇觀摩演出時，各劇團也開展了“比學趕幫”，劇團之間相互交流經驗，相互協作，幫助兄弟劇團演出?？傊?，第二次“比學趕幫”運動已經從工業企業走向全社會，為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發揮了重要作用。
上海工業企業兩次“比學趕幫”運動取得的不同成效，根本上是因為國家政策、勞動競賽方式、上海工業體系及其管理機制等不同。兩次“比學趕幫”運動的實踐證明，好的政策、優化的勞動競賽方式、高效的工業體系及其管理機制，有利于運動的開展，既保證了運動的效果，又推動了經濟增長。
綜上所述，從1959年到1965年，上海的兩次“比學趕幫”運動在不同的歷史背景和原因下展開，其內容與過程既有相似更有不同，總體來看，前一次的“比學趕幫”運動無疑為后一次提供了經驗、奠定了基礎。從兩次運動的開展及結果來看，雖然都強調激發工業企業的活力，推動經濟效益增長，但其所追求的目標并不一樣，前者更強調“提高勞動生產率”，后者則追求“提高生產技術水平”，這背后所反映的是國家經濟發展方針的轉變。不同的目標以及運動方式取得了不同的成效，第一次成效不佳，第二次成效顯著，并從工業企業擴展到其他領域，成為一項全社會的勞動競賽。這說明，“比學趕幫”運動具有較強的生命力，且隨著國家方針政策的調整而不斷創新，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勞動競賽形式，為推動企業發展、社會進步發揮了重要作用。
?。圩髡吆喗椋蓐惐讨?，經濟學博士，講師，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高校中國共產黨偉大建黨精神研究中心上海大學分中心。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