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非國家是中國的天然盟友，這些國家大多經歷過西方殖民壓榨的屈辱歷史，當前面臨相似或相同的發展任務，雙方共同點大于差異性，更易同甘共苦，患難與共。

　　60年前萬隆會議的成功召開，標志著亞非國家首次作為獨立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如今60年過去，國際社會發生了滄海桑田般的變化，在新形勢下，習近平主席在出席亞非領導人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中指出，要“加強亞非合作，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更好造福亞非人民及其他地區人民”。就此而言，中國與亞非國家深化合作正當其時。

　　首先，“中間地帶”戰略重要性日趨凸顯。近年，國際格局“南升北降”加快。西方經濟總量持續下降，2013年西方國家經濟總量首次低于世界經濟總量一半；同時新興經濟體實力不斷增強，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等“金磚五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約50％。新興經濟體在G20中的代表數，基本與發達國家平分秋色。當前，西方“將弱未弱”，新興經濟體“將強未強”，國際權力格局正處于“量變到質變”的“臨界狀態”。歷史經驗表明，國際權力轉型期，往往也是大國矛盾激化期和戰爭高發期。囿于“核恐怖平衡”和經濟相互依賴，當前傳統大國與新興大國不太可能爆發全面戰爭，但其他領域博弈和斗爭將日趨激烈。這其中，“中間地帶”成為大國關注的重要領域。亞非拉地區占全球國家總數的3/4，全球土地面積67%，世界人口總數77%，是大國博弈成敗的關鍵因素。從地緣政治看，大國的外圍地帶越大，威脅源越遠，本國就越安全。從地緣經濟看，“中間地帶”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依托，大國可依托的“中間地帶”范圍越大，市場規模和原料產地乃至經濟規模就越大。

　　“中間地帶”基本都是亞非拉國家，這些國家現代化進程大多 “在路上”，需要在幾十年內解決西方花幾百年解決的問題，因此，既處在高速發展期，也處于矛盾多發期。其面臨的一些重大問題，如政治制度轉型、經濟發展、階級矛盾、民族宗教問題等，稍微處理不當，就容易出現群體抗議和社會危機。一旦這些國家出現問題，西方大國就像鯊魚聞到血腥味一樣聚攏過來，通過利益拉攏、外交孤立、網絡攻擊、經濟制裁、“顏色革命”、策動分裂乃至發動戰爭等手段，借以實現有利于己的戰略目的。當前伊朗、利比亞、蘇丹、委內瑞拉、敘利亞、烏克蘭等國家動蕩加劇，背后均有大國博弈的因素。

　　其次，中國需要加強與亞非國家的團結合作。隨著影響力的逐漸提升，中國希望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推動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實現這個目標，需要亞非國家團結合作。

　　一方面，亞非國家是中國崛起可以信賴的政治盟友。中國要想在國際舞臺上有效維護國家利益、發揮更大影響，同時“壯大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力量”，就需要在國際上多交朋友，尤其需要“休戚與共、同甘共苦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美國作為現行國際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不愿中國崛起，排擠、削弱和打壓中國是其長期目標，雙方斗爭多于合作，很難成為平等相待的盟友。中國對西方大國不能抱太多戰略幻想。相比之下，亞非國家是中國的天然盟友。這些國家大多經歷過西方殖民壓榨的屈辱歷史，當前面臨相似或相同的發展任務，雙方共同點大于差異性，更易同甘共苦，患難與共。新中國成立后，屢遭西方外交孤立和圍堵，正是廣大亞非國家鼎力支持，將中國“抬進聯合國”。當前，多數發展中國家真心希望中國強大，共同制衡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中國拓展外交空間，提升國際地位，同樣離不開亞非國家的支持。

　　另一方面，新興市場是中國實現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轉型的重要突破口。中國在全球產業結構中大體處于中游，正處在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關鍵期。但發達國家不愿放棄現行 “中心—外圍”的產業鏈結構，加上目前歐美經濟蕭條，全球合作意愿弱化，保護主義升溫，中國未來開拓歐美市場空間有限，對我實現經濟轉型幫助不大。相較而言，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長潛力較大，尤其近些年，發展中國家經濟年均增速比發達國家快2—3個百分點，世界經濟增長70%來自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濟要想持續快速發展，必須順應潮流，將發展中國家視為重要倚重對象。據商務部統計，2012年中國對歐盟、美國、日本、香港等四個傳統市場貿易額占貿易總額的比重比5年前下降6.2個百分點，同期中國對發展中國家貿易比重上升6.2個百分點。加強南南合作不僅有助于中國經濟規模保持和擴大，還是推動中國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型的重要突破口。據報道，中國出口發達國家以貼牌生產為主，出口發展中國家產品則以自主品牌形式呈現。這些年來，正是通過開拓新興市場，中國形成了中興、華為、長城汽車等有一定國際影響力的品牌。因此，中國要想發展壯大高端制造業、實現產業結構升級，除開拓國內市場外，必須強化同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合作。當前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規劃，合作重點就是亞非國家。

　　最后，探索新型合作模式，深化中國與亞非國家之間的合作。習近平主席指出，亞非國家要堅持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對接發展戰略，把亞非經濟互補性轉化為發展互助力，深化區域和跨區域合作，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構建寬領域、多層次、全方位的亞非合作新格局。

　　當前，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能源需求的不斷增加，中國日益加大對世界事務的關注和介入力度。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和東方文明古國的三重身份，決定了中國與亞非國家交往，不可能也不應該重蹈西方覆轍，而必須另辟蹊徑，探索新型合作模式。習近平主席在2013年訪問非洲期間，提出“正確義利觀”概念，認為在國際合作中，我們要注重利，更要注重義。只有義利兼顧才能義利兼得，只有義利平衡才能義利共贏。按照筆者理解，這種“中國特色的合作模式”，實際是兼顧利益與正義的“權利政治”。一方面，這種合作模式承認并基于相互間利益需求；另一方面，與亞非國家合作又建立在主權平等基礎上。倡導公平正義與維護和實現國家利益，看似互不搭界，實則相輔相成，不可偏廢。一個國家的外交理念如果沒有道義原則，忽略甚或拋棄公平正義，一味奉行唯利是圖、損人利己的實用主義原則，必然導致行為短視和機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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