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中國史研究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國現當代史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等多種稱謂，理論界使用最多的稱謂是國史研究。

　　學科意義上的新中國史研究是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產物，但此前已有一定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就有學者關注。1951年胡喬木發表的“中共黨史的奠基之作”《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以及國家成立兩年來的政治、經濟、外交等多個方面進行了總結。1955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新中國五年簡史》，可以視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最早的官方國史。此后，1959年周恩來同志撰寫的《偉大的十年》，1960年毛澤東同志撰寫的《十年總結》，都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年來的成就和經驗的總結，均可看作新中國史研究的濫觴。在理論界，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劉大年等一批歷史學家，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幾次提出加強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尤其是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研究。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甚至準備成立專門機構，“專管現代史的紀錄，先按年編出長編，再寫成各種專著”，并計劃“在五年內寫出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劉大年主張歷史研究應當薄古厚今，他在《歷史研究》發文倡導加強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相關研究，并為此列出若干專題，涉及新中國史重要問題的綜合研究、中國現代民主政治的研究、土地改革的研究、中國新文化發展的研究、少數民族歷史的研究、國際關系方面的研究等，涵蓋了新中國史中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多個領域。但是后來由于種種原因未能達成所愿，而是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了鴉片戰爭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歷史。高校系統也涌現出一些師生合作撰寫的新中國史著作，如1958年南開大學歷史系編撰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1956）》、北京師范學院歷史系三年級集體編撰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1960年華中師范學院歷史系編撰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講義（初稿）》等。這幾種著作盡管還顯粗淺，而且曇花一現，但仍可視為新中國史研究的探路者、先行者?？傮w上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初期，全國高校主要依托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時事政策、形勢與任務等課程與專題講座進行新中國史和國情教育，學科意義上的新中國史研究一直沒有發展起來。

二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在撥亂反正的大潮中，加緊開展新中國史研究重新提上議事日程。197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不久，胡喬木就提出，在研究和總結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方面，要寫出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革命根據地政權建設和經濟建設史、土改運動史、三大改造運動、農業學大寨和工業學大慶經驗總結、社會主義工業企業管理等專著。隨后，中國社會科學院啟動制訂本院三年和八年科學研究規劃，并聯合教育部等機構制訂全國歷史學及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這些規劃中都列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的任務。胡喬木曾提出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組建“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所”的設想，后來根據這一設想成立了一個“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直屬院部），但是由于放在了近代史研究所，研究重點不是新中國史，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史。

　　1978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提出了改革開放的任務，實現了歷史性的偉大轉折。1979年葉劍英在國慶講話中，初步總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年來的歷史經驗。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審議和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中共黨史和新中國史提供了基本遵循。1982年開始組織編寫《當代中國》叢書工作，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負總責?！懂敶袊穮矔磧热輩^分，有部門（行業）卷、地方卷、專題卷，還有不限于某個部門或某個方面的綜合卷。叢書編寫工作于1983年正式啟動，共152卷、210冊，約1億字，是動員全黨、全軍、全國各條戰線的力量來完成的鴻篇巨制，有10萬人參與，具有很高的權威性，是一項全面、系統、大規模研究新中國歷史的宏偉事業，對此后新中國史研究的開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同一時期，1980年5月改組成立的中央文獻研究室除了繼續編輯出版毛澤東同志的文獻以外，還編輯出版了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云、任弼時等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同志的著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輯出版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誕生記事暨資料選編《五星紅旗從這里升起》，也為研究新中國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礎資料。伴隨這些權威文獻和檔案資料的陸續公開，涌現出一批新中國史研究工具書，如辭典、大事記、實錄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周年前后，出版了不少學術水平較高的新中國史研究成果，僅通史類的著作就有郭彬蔚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陳明顯主編的《新中國四十年研究》、廖蓋隆主編的《新中國編年史》、趙鵬飛主編的《共和國的成長》、靳德行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何理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朱陽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十年》、楊勤為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綱》、肖效欽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十年》，以及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49—1989年的中國》、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與改革史》等。顯而易見，新中國史研究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了。

三

　　1990年6月28日，經中央批準，當代中國研究所成立，隨后國史專業學術期刊《當代中國史研究》創刊，接著又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從此，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有了自己專門的陣地，有了一支強有力的專業隊伍，也使新中國史研究從原來的零散的、無組織的個別研究，發展成為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的大規模研究，新中國史研究由此進入加速發展階段。據初步統計，從1993年到2001年，理論界在新中國史領域發表的文章達4160余篇，出版專著、教材、譯著、工具書等630余部。出版的著作中，既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通鑒》《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典（1949—1999）》《中華人民共和國風云實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大辭典》這樣的大部頭著作或工具書，也有《1976年以來的中國》《中國當代外交史（1949—1995）》《新中國外交風云》《共和國重大決策的來龍去脈》《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1976—1981年的中國》《風雨兼程——新中國四十年發展戰略的演變》等有分量的學術專著。通史類的著作大量涌現，影響較大的有何理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和何沁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出版后均多次修訂再版作為教材使用，特別是后者本身就是受原國家教委高教司委托，由多所院校10多位教授編寫而成。這一時期編輯出版了一大批文獻資料，如《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央卷）》《三中全會以來的重大決策》《中國手工業合作化和城鎮集體工業的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等。引進出版了一些海外研究成果，影響較大的有《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82）》等。

　　進入21世紀，新中國史研究迅速崛起為一門新興學科。2001年，黨中央批準了當代中國研究所的三年科研規劃，進一步強調了新中國史研究資政育人的作用。當代中國研究所在制訂和啟動新的科研規劃的同時，還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設立了國史系，并與中國人民大學、河北師范大學合作培養研究生。一些地方和高校也設立了一些當代史研究機構，自高校普遍要求開設《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之后，新中國史研究方面的人才培養愈加得到重視，面向高校教學的國史教材出版了20余種，其中有修訂再版的何沁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陳明顯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教程》等，也有新出版的，如楊先材主編的《中國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卷》等。這一時期，不但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之際出版了大量的優秀主題出版物，而且涌現出一批多卷本的通史著作、編年史著作和眾多的專史著作。通史類的如張靜如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史》、鄭謙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劉國新等人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長編》等。編年史類分量最重的是由當代中國研究所編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年》（簡稱《國史編年》）?！秶肪幠辍钒茨暝O卷，以綱目為體，以時間為線索記錄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內容豐富，所含領域眾多，基本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衛生、民族、社會、人口、宗教、疆域、地理、區劃、災害、氣候、生態、資源、國防、軍事、外交、對外關系和國際反應等方面的大事。其他的類似著作還有齊鵬飛、楊鳳城主編的《當代中國編年史（1949—2004）》、徐達深等人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年實錄》、廖蓋隆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編年史（1949—2009）》等，此外還有一些大事記、紀事本末和圖志類讀物。專題研究方面有不少優秀作品，如羅平漢的《土地改革運動史》《農業合作化運動史》《農村人民公社史》，李正華的《中國改革開放的醞釀與起步》，楊勝群、陳晉主編的《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紀實》，張素華的《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朱佳木的《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何東昌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史》，武力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等。郭德宏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由中共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單位的70多位黨史、新中國史專家撰稿，涉及130多個研究專題，共270余萬字，各專題各自獨立又相互關聯，通過不同側面揭示歷史全貌，可謂新世紀新中國史專題研究的一部鴻篇巨制。

四

　　進入新時代，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史、新中國史的重要論述引領下，在黨史學習教育的推動下，新中國史學科建設更加成熟，研究隊伍更加壯大，新中國史研究事業進入繁榮發展新階段。

　　專業新中國史研究編纂機構當代中國研究所歷經20余年努力，終于推出一部多卷本的新中國史權威版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該書記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49年10月成立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這35年的歷史，展示了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開展社會主義建設、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進程。為使讀者全面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由來，該書還設立序卷，概述了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以來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奮斗歷史。該書的編寫凝聚了幾代新中國史研究工作者的心血和智慧，經中央審閱批準出版發行。為了適應新中國史研究發展的需要，當代中國研究所設立了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社會史、外交和港澳臺史、理論6個研究室，在此基礎上編寫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極大地拓展和豐富了新中國史研究的內容，根據這幾部專史編寫的研究生教材正在陸續出版。近年來，該所還陸續推出一些高質量的新中國史著作，如《中國改革開放40年：歷程與經驗》《新中國70年》等。特別是由該所承擔編寫的“四史”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出版后，有力配合了全黨的黨史學習教育開展。目前，該所已經續編了四卷《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正式啟動了多卷本新中國史的編寫工程，以及《當代中國》叢書的續編工作。由該所參與制作的《當代中國》《敢教日月換新天》等大型文獻專題片播出后也深受觀眾好評。學術交流也日漸活躍，當代中國研究所創設了全國性的國史學術年會和5年一屆的國史研究國際高端論壇，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該所各研究室也陸續建立了面向全國的專史年會制度，打造了幾個廣受歡迎的學術交流平臺，起到了應有的學術引領作用。

　　就全國而言，新時代以來的新中國史研究已是百花盛開、碩果累累、不勝枚舉，基本問題研究更為深入，通史與專門史研究更為全面，微觀層面的個案和專題研究更為細致，研究史料更為豐富。這一時期新中國史研究事業走向繁榮的背后還有幾個重要的推動因素：一是黨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加快向現當代延伸。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出版發行的有力推動，加上高等院校開設《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的需要，中共黨史研究和中國近代史研究迅速向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延伸，新中國史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地被黨史類、政治類刊物選用發表。二是地方志的編寫完成兩輪修志，有的已經開始第三輪的工作，省、市、縣三級志書和鄉鎮志、村志以及各類年鑒的大量出版，為新中國史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地方資料。三是檔案文獻的大量出版和基層檔案資料、田野調查資料的收集整理，包括廣泛開展的信息化轉化和數據庫建設，為新中國史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史料基礎。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輯的重要文獻選編出版了大量的領導人文選、文集、文稿、傳記年譜和文件匯編。中央檔案館和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合作編輯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10—1966.5）》共50冊，不少內容都是第一次公開。地方檔案館檔案開放利用程度不斷提高，一些高校（如山西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邯鄲學院等）師生還深入基層收集到了不少館藏之外的資料，有的還以此為基礎成立了專門的研究中心，產生了大批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四是新中國史的學習、宣傳和教育受到黨中央的高度重視。特別是在黨史學習教育的有力推動下，高校正將“四史”教育全面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全過程，許多高校還新設了新中國史或當代史研究機構（中心），新中國史教育、研究及其人才引進和培養已經被擺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總之，進入新時代，新中國史研究事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盛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學習新中國史是必修課，要知史愛黨、知史愛國，堅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要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以歷史主動精神，承擔起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歷史重任。同時也應看到，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當代中國的研究已經成為備受各國關注的課題，我們的新中國史研究理應為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第四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